[7]《宪法和实在宪法》进一步批评：尽管拉班德的方法极大提升了概念技术，但也为更深刻地理解对象制造了障碍。

[21] Corwin, The Higher Law, p.38.[22] 陈洪杰：《司法如何民主：人民司法的历史阐释与反思》，《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5期。本文接下来将分析这些范畴的内涵，其中关于高级法的讨论，将留待对自由主义宪法讨论部分。

更有观点认为，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本身是国家权力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国家的制宪者基于其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制宪目的考虑，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价值，然后基于这些不同的价值立场，选择构造出了不同的宪法范式，并以此来指导国家的宪法实施。宪法通过对公民各种基本权利的规定，描绘出了宪法期待的公民形象。[48]更有学者提出，在中国的宪法实施中还存在着合法宪法解释的现象，即当一些表面违宪的法律规定或者制度出现时，人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法律违宪，相反，宪法在面对这种立法冲击时，有时可能需要调整自身的含义，以更好地实现整个法律秩序的和谐。一个人的形象不能随意改变，否则就会陷入到精神错乱的局面。

其实解决这时间差难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宪法与国家的时间差假设，是制宪者人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必然反映。这种回答只会陷入到同语反复的尴尬境地。[61]在日本，以宪法为基础也形成了预算法体系。

全国人大虽于1994年制定了第一部《预算法》，而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两次修改，但在《预算法》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从草案的形成到最后法律解读都是由财政部担纲，立法机关只是起到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例如，对于与公民权利义务并不直接相关的行政作用（预算），就不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此外，《日本国宪法》还在第七章财政中专条规定了预算和决算检查的内容。（二）预算法律保留的宪制基础法律保留指的是特定事务或领域内事项的处理，保留由立法者制定法律为之，而其所欲排除或限制的权力竞争者，乃立法权以外的所有国家权力，主要是行政权。

《立法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规范立法活动，其中包括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因而预算立法行为也应当适用《立法法》。在此时期，在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这两种法律概念的解释逐渐向着有利于强化议会的立法控制权的方向移动。

因而议会授权立法的明确性原则应由宪法规定，是宪法对立法机关的一种外在约束和限制，并由宪法审查机关对议会授权立法的明确性进行违宪审查。[69]然而，我国1982年宪法关于预算的条文却不能成为预算法律保留的依据。在我国，授权明确性原则是相对于空白授权而言的。进入专题： 预算 法律保留 授权立法 授权明确性原则 。

而不属‘专属立法权的事项，在没有制定法律前，原则上法规可以先规定，不需要授权。[77]由此确立了授权明确性原则以及内容、目的和范围授权明确性三要素。五、余论传统上的法律保留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化为前提。在议会内阁制国家，预算成为议会约束政府财政权力的重要手段。

因此，将德国的社会国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相勾连，认为两者精神上暗合，具有同质性，这一观点是难以成立的。[49]可见，《立法法》第11条专属立法权的规定所表达的法律保留的原则，与德国原旨主义的法律保留原则在理论逻辑与制度结构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参见童卫东：《新〈立法法〉的时代背景与内容解读》，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2期。而后者《预算法》的授权立法条款本身是法律，因而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36][日]美浓部达吉：《议会制度论》，邹敬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当然，并不能由此否定法律保留原则的宪法渊源。在议会民主制下，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不再以对抗相连接，而是以行政权之于立法权的依附关系相连接。授权明确性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是对议会立法权的约束，具有宪法上的规范意义。[34]这也正表明了，在法律保留的范围上，侵害保留说相对有限，全部保留说则显得并不现实。可见，关于法律保留的范围，传统的侵害保留由于其特定历史背景，唯以国家行为带有侵益作用作为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标准。

[3]我国很少有人研究预算法律保留的可能原因是，由于《预算法》已经出台，预算法律体系初步确立，于是人们会认为预算法律保留的研究已无必要。转引自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

因此，尽管《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但《宪法》第62条第11项、第67条第5项的预算条款并不能成为《立法法》预算法律保留的根据。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而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基于对立法权的信任旨在用立法权规制行政权，行政机关的职权来自法律，属于法律委托。[9]为此，笔者试图以中国宪制结构下《立法法》的专属立法权为视角，从预算立法权切入，运用法律保留原理，探究预算法律保留的宪法依据，分析《立法法》中预算法律保留的规范内涵，解读《预算法》授权立法条款的明确性原则，以期促成我国法律保留的研究从抽象的原理论证层面进入具体的立法实践场域，推动我国法律保留原则标准的体系化、精细化建构，并为预算立法的合宪性与法治化提供学术支撑。

在我国，《立法法》第12条规定了授权立法，《预算法》第98条也规定了授权立法。[21]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3期。[42]当然，在法律保留原则后续的发展中，因为不论是制定一般规范还是作出具体行为，都有寻求法律根据的需要，奥托·迈耶当初提出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的区分越来越模糊。[72]参见刘志刚：《论法律保留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参见蔡茂寅：《预算法之原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4页。实践证明，《立法法》确立的授权明确性规范的实施效果不彰

在这种形式法治的制度框架中，司法机关常常扮演着最高政治决策者的角色。此时，脱胎于社会的国家可以反过来影响甚至改造社会。

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宪法基于限权根本法的思想，认为国家与社会天然地存在着对立关系，而作为社会改造根本法的转型宪法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可以表现为合作关系。宪法的形式特征揭示了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表现为在法律系统内部的特殊性，即宪法是一部特殊的法律，也表现为带上历史发展烙印的特殊性，即具有特殊价值追求的法律文件。

在对王权专制统治的恐怖记忆中，自由主义宪法承认国家有能力扩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不允许国家这样做。虽然在现实中，两者都是由一个个的自然人组成，但是群众是自在的、人民是自为的。[7] 例如1996年，南非宪法法院否决了南非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的合宪性Cer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1996] ZACC 26.[8] 例如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一）作为社会改造赋权根本法的转型宪法自由主义宪法的一个制度设计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处于分离的状态，宪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阻止国家过度扩张侵入社会生活。

即使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宪法的限权根本法范式有时也会表现出其局限性。例如在德国，宪法不仅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也是一种客观价值秩序的载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限权、赋权与确权根本法这三种宪法范式都属于理想范式，这三种范式之间存在着批判、继承与发展关系，本文的分析也得益于这种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关系。[63]本文前文在定义根本法的根本时，提出根本法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推动整个法律制度发展的根本动因。

 程迈，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教授。这种在历史中进化发展的人民观，也更加符合中国宪法的制度设计特点。